上山下鄉 | 身體越骯髒，思想就越純淨
1968-1980年間，大約一千七百萬城鎮中學生被遣送到農村去。這些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原則上被要求在此後的生命中將扎根農村，並將自己改造成爲農民。
這場運動對整整一代城鎮青年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上山下鄉」這個名詞中國依然耳熟能詳。但西方世界對這場重要的政治運動仍相當陌生。法國漢學家潘鳴嘯（Michel Bonnin）的專著Génération perdue. Le mouvement d'envoi des jeunes instruits à la campagne en Chine, 1968-1980（中譯爲《失落的一代：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以其資料翔實、深入分析，對這一場運動進行全方面的論述，成爲西方（與國人）了解其動機、經過與歷史地位的極佳作品。
今天我們爲大家選送該書部分內容，其想要解答的問題是：在意識形態層面，「上山下鄉」是出於怎樣的動機？
潘鳴嘯（Michel Bonnin）
著名法國漢學家，主攻中國當代史，現任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教授。
對知識青年進行再教育
其實下鄉運動的目的主要並不在於改變選拔人才的方式，首要的是從根本上改造完完全全受了修正主義毒素侵染的城市青年一代的思想。1968年12月22日《文匯報》社論這樣解釋：「知識青年為什麼要到農村去呢？這是因為，他們在舊學校中，受的大都是資產階級的教育。」1967年5月，正是在文化革命的高潮中，毛曾明確地對這一代「青年知識分子」表示失望，並決心要對他們進行再教育：本來想在知識分子中培養一些接班人，現在看來很不理想。在我看來，知識分子，包括仍在學校受教育的青年知識分子，從黨內到黨外，世界觀基本上還是資產階級的，因為解放後十幾年來，文化教育界是修正主義把持了，所以資產階級思想融化在他們的血液中。所以要革命的知識分子必須在這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關鍵階段很好地改造世界觀。
1971年4月5日到7月31日期間召開了全國教育工作會議，自從該會議紀要經毛同意在8月13日公布以後，他對1949年到1966年間的教育工作的完全否定的觀點就成了官方的統一語言。紀要認為，建國後的17年裏「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基本上沒有得到貫徹執行」（一條「黑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因此「大多數教師和17年培養出來的學生的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這「兩個估計」後來就沉重地壓在各類「知識分子」頭上，直到1979年3月19日該紀要正式撤消為止。
1967至1969年間第一次下鄉潮掀起之時，北京學生經常在天安門舉行誓師大會
毛從來都認為，知識分子思想革命化的方法就是和廣大群眾相結合。他在1939年曾經寫道：「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後的分界，看其是否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三年以後，在延安的第一個下鄉運動就是讓青年知識分子、學生、幹部和藝術家們到農村去工作，與農民群眾同生活同勞動，從而熟悉他們，並為他們服務。在那個時期，知識分子倒還有一個任務，就是與存在於農民意識裏的「封建主義殘餘」進行鬥爭。所以這些外來者們並不停留在共享鄉民們的生活，他們揚言要改造，甚至指手劃腳，因此在他們與農民，特別是當地幹部之間引發了大量衝突。
在文化革命前的下鄉運動中，上述的那種相互影響對方的關係還存在，理論上至少可以這樣說，因為知識分子的身份既是農民的學生又是農民的老師。知青首先需要在和農民的接觸中「自覺地自我改造」，此外還擔負著「傳播科學文化知識」的任務，特別是要「幫助農民識字、講衛生、破除迷信」。自1968年起，總是要求知青對農村的發展做出貢獻，但是這種貢獻的思想層面則不再提及了。只是強調知青在與農民接觸時應該表現虛心。「再教育」的意念其實是一面倒的：是貧下中農來對青年知識分子進行再教育，而後者只有在證明改造好了的情形下，才能被群眾接受。
知青除務農外，也要成爲農村教師。那麼，他們來到農村究竟是該教還是學？
可又怎麼證明呢？知青應該拋棄哪些思想及價值觀？又用什麼來替代呢？他們必須消滅一切「資產階級」思想：歧視勞動及勞動者、貪圖享樂、好逸惡勞、對家及城市的極度依戀，還有只顧個人向上爬、對大眾事情漠不關心、對階級鬥爭無動於衷，一句話，自私自利，甚至是「自我」的概念。而他們應該學習的是一切「無產階級」的優點：刻苦耐勞、熱愛勞動（特別是又累又髒的活兒）、生活艱苦樸素、關心政治和階級鬥爭、特別是為了國家及集體利益有勇於犧牲的大公無私精神。成千上萬的報刊文章和電臺廣播稿件都同一口徑地吹噓這些優點，經常是通過作為知青代言人的模範人物來轉達。比如金訓華，他學習雷鋒戰士好榜樣，為搶救國家財產犧牲了生命，死後留下了感人肺腑的日記。宣傳機器進行各種說教，無一不指出艱苦勞動不僅僅是為了在物質上得到什麼。吃苦，首先是為了革命化。就像在冬天，地凍得跟石頭一樣硬，有人要去挖井，表面上看可能很不合理，但如果他的首要目的是在艱難環境中鍛煉自己的意志，那就是合理的了。
知青們從事這種英雄式的勞動，他們認為自己的最高目標是什麼呢？如何證明自我改造成功了呢？非常簡單，那就是滿腔熱情地接受毛主席為他們安排的命運：當一輩子農民，「扎根」農村。年青革命者「要心在農村。要從思想上做到安家落戶。這就要下決心準備踏踏實實地捏一輩子鋤頭柄」。要達到這個目的並不複雜，但得堅持不懈：城市青年們必須從內心世界改造成農民，「和貧下中農有同樣的思想感情」。報章上的農民形象既崇高又浪漫：「當農民光榮，就是因為他們有一種不畏艱苦的革命精神，冒著狂風、暴雨、烈日、嚴寒，戰勝千災萬難，最後奪取了勝利。」
為了加快改造，知青本身也需要經受考驗，參加農田裏的艱苦勞動，因為只有體力勞動才能最有效地消除修正主義思想。上述的知青模範金訓華在剛到農村的時候這樣寫道：我的手會出血，而貧下中農的手為什麼就不出血呢？這說明我的手、我的思想長期脫離工農，脫離勞動，沾上了修正主義毒素，必須長期在工農群眾中進行磨練。
別忘了，農民的革命優秀品質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學校的教育就會令其變質。翟秀珍就是一個例子。她是一個貧農的女兒，1955年初中畢業，但她嫌棄農村工作，正是因為「中了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毒」。為了重新淨化思想，她得通過一系列的考驗，越是令人厭惡的活兒越是要去幹比如說用手從牲口的肛門裏把糞便挖出來，最後她成了閹割豬崽的專家。身體越骯髒，思想就越純淨。在這個自我完善的每個階段中，指引她一步一步前進的是「聖書」，當然就是毛選了，特別是偉大領袖當年那段清楚不過的話語：「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乾淨。」
光靠體力勞動是不夠的。農民還必須幫助這些城市青年改造思想，批評他們，用毛澤東思想教導他們。一個別開生面的教育方法就是「憶苦思甜會」，會上由一個老農講述以前受過的苦，然後與今天的甜作比較。對知青來說，農民因此變成了模範人物，變成了「幫助他們提高革命思想水平」的老師。雖然知識青年中很大一部分是工人及革命幹部的子女，他們還是要拜農民為師。這顯然賦予了農民極高的政治地位。假若對毛澤東思想中的烏托邦主義及民粹主義方面沒有充分認識，那就會對在馬克思主義制度下農民地位高於城市人的現象莫名其妙。且聽聽毛澤東在文革前私下向他的侄子毛遠新這樣表示：
以前我當過小學校長、中學教員，又是中央委員、也做過國民黨的部長。但我到農村去和農民在一起時，深感到農民知道的東西很多，知識很豐富，就不如他們，應向他們學習。你至少不是中央委員吧！怎麼能比農民知識多呢？
當然，有幸能得到這一崇高地位的只有無限忠於毛主席並以其思想武裝起來的貧下中農：「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交付給我們對知青進行再教育的光榮任務，〔⋯⋯〕我們要用毛澤東思想教育他們〔⋯⋯〕，讓他們儘快地成為既有文化又有社會主義覺悟的勞動者，讓他們和我們一起把農村辦成毛澤東思想的紅色大學堂」，政府的宣傳中農民們就是這樣表明他們的態度的。他們無限熱愛毛主席，因此，每當有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下達村子裏，就算在半夜，他們之中有的會立刻起床，連夜在油燈下學習。
聯繫具有社會主義覺悟的農民，並與他們打成一片，已經掌握一定文化的城鎮青年將會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農民」。這種再教育能否成功的前提，一方面是這些農民真的具有一切高尚革命品德，另一方面是千百萬城市青年的思想有完全的可改造性。文化革命前，1964年1月通過的有關上山下鄉綱領文件曾經對政府在這方面的期待有過意味深長的解釋。充分肯定改造知青是完全可能的同時，文件明確指出，插隊到農村去的人需要用兩年左右的時間達到生活自給，再用三五年建立像普通農民那樣的一個家庭，但是想讓他們「從思想上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當作自己的終身事業」，那就需要「更長一些時間」。毛認為這種可改造性毫無疑問是存在的，而他自己就是知識分子改造成無產者的成功典範。這就是他1942年5月在有名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所闡述的：革命了，同工人農民和革命軍的戰士在一起了〔……〕，這時，只是在這時，我才根本地改變了資產階級學校所教給我的那種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感情〔……〕。這就叫作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
1978年12月25日中央指派農墾總局局長趙凡到雲南去調查瞭解知青造反罷工一事。他每到一個農場，都親眼目睹幾百名知青在他面前下跪哭訴
1942年，毛要求所有去延安追隨他的革命知識分子和藝術家們以他為榜樣進行自我改造。他們之中不少人在那個時期去了農村。到了1968年，輪到千百萬青年人被送去當「新型農民」。不難看出這種「新型農民」其實就是斯大林的「新人」的變種，只不過中國共產黨幾十年間要比他更樂觀更執著地去力圖塑造。我們甚至可以說，從為改造人的思想而抱有的雄心壯志來看，上山下鄉運動確實是這類嘗試的絕好典範，成敗與否都具有一定的實驗意義。
失落的一代
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 (1968-1980)
潘鳴嘯 (Michel Bonnin) 著、歐陽因 譯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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